走在胡志明小道上

高士明



在今天,后冷战的意识形态叙述已经成为一出喜剧,全球资本主义的Glocal 的诡计已经成为一场肥皂剧。半个世纪之前,在帝国争霸的阴影下,“胡志明小道”曾经连接起一种历史想象、一种理念。在“后殖民”、“后革命”的今天,“胡志明小道”早已成为冷战时代的一件尘封已久的道具。当我们重新踏上这条小道,试图重新启动它所蕴含着的超越边界的力量,一切都已时过境迁。在当年的冷战系统中所建立起的这条通道,已经被全球资本主义的景观政治肢解、买办和垄断,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今天,“胡志明小道”是一条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之间的迷失、误解、失语的小道。它不止发生在历史上,它就发生在当下。

今天的“胡志明小道”上,处处是冷战的灰烬、意识形态的废墟、被阉割的历史、公开的秘密(种族冲突、红色高棉、越战、文革)、内在的边疆(印巴分治、南北越、两岸)、跨国公司的国家买办、腐败政府、贫困、主权的破碎和全社会的拜金主义⋯⋯

今天的“胡志明小道”上,有审查制度,但是它很官僚;有政治压制,但是它很虚弱。这里浮动着一种虚伪或者虚假的自我想象,这矛盾着的现实在掩盖一种东西,一个“单一主权领土”、全球资本帝国中的“有限主权国家”。

今天的“胡志明小道”上,流传着“当代艺术”千篇一律的故事:专制国家和意识形态压制了“个人的美学的自由的表达”,当代艺术家/ 自由斗士们为了争取表达自由开启了地下的/ 民间的艺术/ 政治斗争。但是,这一自由个体的创世故事却没有预先说明:为什么恰恰是这来自西方的当代艺术适足承担这自由之使命?为什么我们今天“独立”了却仍然不得“自由”?似乎各国当代艺术的兴起都是由于事先存在一种“例外状态”?这是否隐藏着一种话语设计?正如20 世纪中叶的民族独立同时也是帝国和冷战的“副现象”,各国当代艺术的发生也莫非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景观装置?是否它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所诱发的某种效应?


对我来说,“胡志明小道”是一场排演,一场在历史性当下的自我演练。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无远弗届的今天,我们不是生产而是要排演。排演是不断地被打断,不断穿帮,同时自我欣赏,边排边演边看边传播。排演不是表演和作秀,而是思想和表达的集结和动员,是从形式中演生出行动,是从无从表达处的出发和抵达,是知识左派、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对于这些角色的悬置与解剖,是一种艺术生产的反向运动。于是,排演就是做准备,准备着进入一种“事件”——从艺术家与作品发生的空间出发,往回走,那就是“大众媒体- 社会- 艺术”的剧场,在艺术剧场之中有一个“符号- 权力-意义- 价值”的循环,在这个剧场之外也同样存在着一个更大的社会循环。艺术家进入“事件”,就是要穿越剧场内外的巨大漩涡,穿越艺术系统所虚构的意义的无缝链接,并不是要逃离或者回返无系统的状态,而是要回到它的中空之处,通过批判和克服,争取重新成为作者——成为作者就是成为希腊意义上的“共同作者”。

这就要求我们把关注的焦点从艺术“作品”转向艺术“工作”,或者说艺术“活动”。艺术活动是一个临时剧场,是一个把艺术家、作品以及整个社会都卷入其中的风暴眼,它不是由自我搭建,而是靠行动诱发。艺术“事件”,就是破除作品与阐释、创作与传播的二分法,艺术活动无需专门的阐释,它卷入社会后引发的事件,就是“社会阅读”,这种“社会阅读”是与大众媒体分不开的。更直接地说,艺术“事件”,就是社会创作与社会阅读,就是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每一次艺术事件都重新塑造一次社会,艺术事件把社会变成复数的和变动中的。

于是,艺术家处在永不停歇地入世和出世之间,一方面染尽红尘,跟体制、资本、意识形态、大众媒体、文化与历史抵死纠缠;另一方面,在艺术行动中,努力地克服它们,戳穿它们,与这一切告别。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社会的艺术家”与尼采所说的“做‘为艺术家的艺术’是一致的。


“胡志明小道”不是直接的社会行动,也不是要提供一种乌托邦式的图景(vision),而是要唤起一种针对自身的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一方面要清理笼罩着我们的民族国家对身份与政治、历史与传统的垄断;另一方面,要不断清洗渗透到我们身体深处的资本主义——以管理、消费和算计经营出的全球化的“媒体- 文化- 景观装置”。资本主义对艺术家意味着什么?不止是远远大于个体创造力的体制生产力,不止是市场、拍卖、画廊⋯⋯而且是对美学和品位的迷恋,是对个体和艺术自治状态的幻觉(对个体的信仰一直是资本主义市场规则的基点,而在大众媒体时代,个体不应成为出发点或者堡垒——要先成为艺术家才能成为个体),是艺术交往中意义、形式与交换价值的兑换。更加重要的,在今天的艺术界,资本主义就是国际当代艺术场域中所贯穿着的自由市场经济式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生的全球艺术景观”。

在当前的政治处境中,在现行的艺术史与艺术系统中,艺术如何开始?我希望,我们的工作可以唤起对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政治和政治艺术的扬弃。恰恰是因为有了一个艺术自治的虚假幻象,才产生了艺术与政治的错综纠葛。我们不是要寻找新的政治议题与政治空间,而是要更新我们的政治方式。我们警惕以各种community 的名义进行的现成政治的参与主义(我们要问的是——community 是有利于交流还是阻碍交流?),警惕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警惕一切治疗式的政治和作为补偿的政治。政治原本是“安置”,后来竟形式化,成为了“装置”,继而成为“政权”(regime)。To be political 还是 to be economical ?这是个问题。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资本主义把政治变为经济,眼睁睁看着“经济”用交换价值取代价值,用推销取代宣传,用后效取代初衷,用计算取代信念,为原创追加版权,为劳作订制品牌(branding)。甚至国家政治都被偷换为管理,一种从骨子里庸俗的“经济”。(最早的“经济人”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资本主义的身体里流淌着基督教的血液,而后者是不可能被解放的,因为它的历史观是封闭的。)

所以,我反对现成的政治,反对政治的现成品。我们需要召唤出一种新的政治方式,我相信,这种新政治的全部内容和使命就是不断地创造政治主体。我们所要探讨的不是艺术的政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政治的艺术,我们甚至不是通过艺术搞政治或者通过政治搞艺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就是政治。“艺术- 政治”要求我们用身体和记忆丈量我们的历史和政治处境,要求我们反复地对自身的现实境遇进行历史定位,要求我们不断地质问: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生存于怎样的世界?我们为什么活着?这就是要求我们重新建立起信心,投入到一种充满激情的火热的艺术生活之中,通过艺术活动不断改变现成的“知识- 感性”,更新“社会话语- 感知系统”的运作机制与生产关系,同时抵达艺术的original 和政治的radical。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还不是艺术家,我们都准备着成为艺术家,我们都在向着“艺术家”迈进。